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起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作用。2009年在全球负增长，同时中国的出口负增长(-17%左右)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9%，通货膨胀率保持温顺水平，经历了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之后，经济显示出强有力的复苏态势，到今年上半年，这种复苏趋势更加明显，而且间隔人们此前忧虑的“滞胀”渐行渐远，经济增长达到11.19%，物价指数2.6%，同时新增城乡就业等均超出年初计划目标。日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做客《理论前沿》，就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演变题目与读者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讨论都是指短期政策的变化，即针对克服总量失衡题目的讨论。刘伟以为，总量失衡的突出位置，特别是内需不足的矛盾，日益让位于结构性失衡，由于宏观经济短期政策目标需要更多地适应长期目标的要求，重点针对总量失衡采取的政策应当逐渐转向针对结构失衡。这不仅需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长期发展政策并为实现长期政策目标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而且首先需要对目前的短期总量政策的方向和方式做出调整。

　　总量政策方向的调整：适时采取回回常态策略是必要的

　　记者：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了“二战”后首次负增长，由此也引发了战后代界各国政府对经济前所未有的有力干预，包括我国在内，自2008年下半年起采取一揽子措施，以扩大内需。这一举措，不仅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在全球反衰退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目前“择机退出”题目，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探讨，您是如何分析看待这个题目的呢?

　　刘伟：政府长时期大力度干预经济是有“本钱”的，这一“本钱”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存在经济上的低效率的可能。政府大量替换市场，行政性地刺激经济会损害市场竞争性效率;另一方面则存在政治上的“高腐败”的可能，政府大量干预市场，会诱发种种“寻租”。因此，当市场开始复苏时，政府应当适时退出，这也是为何世界各国从2009年下半年起日益普遍关注“择机退出”的根本原因。尽管直到目前为止，西方各国高度关注“择机退出”，但鉴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因而达成的“共叫”还是“暂不退出”。我国则不同，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值得我国政府在“择机退出”方面可以更为积极。(1)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产业化、城市化加速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高速增长期，至少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产业化)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我国经济增长存在较高的潜伏增长率，因此中心政府直接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举措不必太久太猛，我国经济成长的“天时”本身具有强劲的增长动力。这是我国政府可以更积极地择机退出的基本发展方面的条件。(2)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仍有相当长的间隔，因而，政府对市场的替换和对经济的长时期的干预，不仅会像发达国家那样替换市场功能，而且还会阻碍市场化进程。尽管由此可以缓解一些短期的总量失衡，但会使处理结构性矛盾的困难加剧。因此，我国体制改革的进程要求我们必须更积极地“择机退出”。(3)扩大内需的一揽子举措，事实上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刺激经济，另一方面是拉动物价，假如扩大内需的举措在其拉动“通胀”的时滞期到来前，未能及时充分地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往，大量的活动性便会滞存在虚拟经济中。活动性过剩的结果便是物价上涨，我国目前由于存在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由需求直接拉动的通胀在短期里不会发生，但过剩的活动性会冲击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值上涨，甚至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尤其是住房价格上涨又会引发劳动者加薪，从而使国民经济本钱上升，形成低效率下的高本钱推进的通货膨胀。我国扩大内需举措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但冲击资产价格的现象也需引起高度关注。为此，更多地夸大扩张性举措效应对实体经济的传导，适时采取“择机退出”是必要的。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均衡增长目标对择机退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