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我国宏观调控面临“保增长”与“防通胀”的抉择，而今天，“保增长”与“调结构”又成为不可回避的困难。

　　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完成的，随着改革进进结构调整的“深水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意义更加明显，由于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无法为结构调整带来必要的空间，反而会削弱结构调整的动力。牺牲经济高速增长来调结构不仅不能使我国结构性题目得到改善，反而会使之更加恶化。因此，调结构必须建立在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之下。

　　但是，“调结构”与“保增长”，总难以回避一些固有的矛盾。就短期来说，我国面临的最严重题目，是如何拉动就业，接纳就业容量最大的无非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假如为调整结构而减少投资，则就业无法保障，居民可支配收进难以获得，消费终极无法提振;假如为维持就业而扩大投资，则产能需要出口加以吸收，否则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

　　导致我国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直接原因，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外需缩减造成的，另一个是前一段治理通货膨胀紧缩效应的结果，这两者都是短期因素，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逐步改善。只要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没有消失，我国经济增长就会持续下往。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率先进进企稳回升阶段，这既是政府实施一揽子经济计划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很多传统因素并未消失，它们仍在并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产业化的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市场化的改革等。

　　而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并不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出现的，这些题目已经在我国存在了很多年，只是金融危机使得它们表现得更加严重，增大了解决的紧迫性，其中经济结构失衡题目尤为突出。需求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这个题目在当前已经变得空前严重，产能过剩、外需下降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重产业扩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相当严重，这种局面亟待迅速改观;城乡结构失衡，二元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市场消费不旺，这个题目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因此，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应建立在对经济结构失衡治理的基础之上。所以，从长期看，“保增长”与“调结构”并不矛盾，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经济增长周期处于上行阶段，政府往往比较重视经济结构调整，而在经济增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往往只关注拉动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结构调整。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极易受到经济短期波动的影响，执行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实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保增长”和“调结构”并不是自然矛盾，关键是要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把握好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当前，在我国出口型企业发展面临困难的背景下，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大力扶持那些技术水平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继续发展或者转内销，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引导那些能耗高、污染大、附加值低的企业公道有序地退出市场。

　　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应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扶持、共同推进”的原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权力中心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经历了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正是在这种制度变迁中，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题目日益突出，假如经济结构调整单纯依靠市场气力，会产生高昂的调整本钱，并可能演变成一个惨烈的、动荡的过程，所以，政府的参与就成为一种必要，但政府的主导地位必须改变。鉴于经济增长的战略性意义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笔者以为，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必须明确市场的“主角”地位，加强市场配置资源的权力，政府的宏观调控则应当好“配角”，制定各项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完善各种收进分配政策和消费政策，以终极达到“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