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心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备受国内外关注，不仅是由于本日中国的经济规模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以及经济政策的巨大溢出效应，还在于中国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战略转型。而这个伟大事业若能达到预期目标，或许，全球经济版图和经济发展范式将随之改写。

　　因此，即便是局外人，大概也知晓有关部分和个人为预备今年的中心经济工作会议而付出的各种复杂劳动。究竟，从经济决策机理来说，要驾驭中国这样一个年GDP迈上5万亿美元台阶且各种经济矛盾正陆续呈现的巨型经济体，尤需凝聚各方聪明并有一套前瞻性的经济发展对策。不过从国内既往发展经验和可资鉴戒的国外经验来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尽管已是八段高手，但如何使经济保持长期活力并解决困扰多年的经济失衡困难，显然还需要补课;而放眼世界，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至多可从某一个侧面提供中国相关镜鉴。

　　例如，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内外经济政策失误以及由此对本国经济造成的致命伤害，显然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警示作用。而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来看，日本当年的经济病灶和本日中国的经济病灶还真颇有几分相似，面临的国际挤压也差未几。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在那时早已是产业化国家了，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且日本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与美国之间的摩擦可回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而本日中国尚处于产业化中后期，支撑经济转型和波动的配套福利体系尚未建成，且中国事相对独立于西方国家的超级新兴经济体，由此遭遇的战略围堵或将比当年的日本要多得多。另一个明显区别在于，日本经济运行尽管某种程度上受到财阀的控制，但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过程中早已起主导作用;而中国的市场体系建设尽管在最近二十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已初步建成了适应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各层次市场体系，正向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迈进。但渐进式特征明显的中国经济转轨，由于法治建设滞后于市场发展，从而在向新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循环恶性发展，进而造成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已经形成了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既得利益团体。以至于连国资委官员都承认，既得利益团体已成为本日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假如不能冲破现实中正在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式，市场经济的分配秩序将难以建立，甚至对改革形成负面的影响。笔者也相当认同国内有学者提出的中国经济存在政府行政控制化趋势以及经济市场化正在被扭曲的警告，并且以为，假如不能解除这些曾是改革积极主导气力如今却成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巨大阻力的既得利益团体的影响，中国要全面建设好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依然在路上。尽管我们未必完全认同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某些标准，但从现有的理论讨论和有关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定的反映来看，至少有五个要素被广泛以为是成熟市场体系的必备要素，其中包括，政府作用和行为是否规范，企业权利和行为是否自由，生产要素市场化的程度(包括要素价格是否由市场决定，企业本钱是否真实等等)，贸易条件的公平程度以及金融参数公道化等等。假如以上述五方面条件来衡量本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显然尚有大量改革需要攻坚。换句话说，假如上述五个领域的改革不到位，则由此滋生的经济矛盾和经济题目，相关职能部分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以业已清楚的明年经济工作重点来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固然是年度经济工作亟须把握的焦点。但对于政策操盘手来说，假如没有配套改革的跟进，往往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捉襟见肘。众所周知，货币政策是诸多经济政策工具中最难拿捏的。最近几年，央行之所以在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除了政策研究水准与政策执行力尚待进步之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约束条件是央行往往需要为整体经济政策的后果买单。最近一段时间，舆论盯住央行超发货币这件事。笔者觉得，央行内部肯定比任何其他人更清楚超发货币的负面效应。但跳开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思维，再结合本日中国业已大大加快的经济货币化进程以及央行配合财政政策的行为安排，我们就会发现，央行的超发货币的确有点无奈。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年GDP 35万亿，而M2存量大约为70万亿，超发比例甚至远远超过美国1美元GDP对应0.6美元货币存量的比例的所谓倒挂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