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十二五”期间将从有形的中心向无形的中心、从资源性的中心向知识型的中心、从离散型的中心向网络型的中心方向发展。为此，必须要对各种可能的挑战有足够清醒的熟悉，并做好充分预备。假如未能在解决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上取得突破，没有捉住产业技术革命的方向，上海或将丧失整个城市发展的领先地位。

　　“十二五”时期，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调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上海无论在城市形态和功能方面，还是在城市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方面，都将逐步进进到一个全新的、具有复合特征的发展阶段。

　　具体来看，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功能将全面提升，其特征是逐步从有形的中心向无形的中心、从资源性的中心设向知识型的中心、从离散型的中心向网络型的中心方向发展。而且，对上海而言，传统资源依靠型的产业化道路已不能再继续，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快速进进新型产业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新阶段。当然，在力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会较以往被更加重视，改善民生、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将得到明显提升，所以，社会协调发展也是上海“十二五”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征。

　　结合当前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笔者以为，上海在“十二五”时期有四大发展机遇不可忽视：

　　首要的机遇来自于上海自身，即“世博后”效应。 “世博会”结束后，“世博后效应”将在“十二五”时期加速开释，其影响表现为：给上海带来巨大的贸易机会，为上海的发展注进新的活力;进一步促进上海的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城市软实力;快速进步城市治理水平，促进城市功能完善;引导上海向高端发展，有利于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从国内来看，来自长三角一体化的空间发展机遇和来自国家战略聚焦的政策创新机遇需要格外重视。前段时间，中心政府明确提出在2012年至2020年间，长三角要建设成为我国亚太地区的重要门户、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和世界城市群。在此目标之下，“十二五”是集中气力攻克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体制缺陷和发展障碍的关键时期。而上海融进长三角的深度和广度将会快速，这有利于上海在长三角、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也有利于上海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上风，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吸引优质外资。不仅如此， “十二五”时期，上海更肩负着中心所赋予的率先转型的目标任务。按照上述逻辑推理，上海不一定能从中心那里获得多少资金支持，但极有可能再次得到国家战略聚焦下的政策创新机遇。

　　从全球角度看，全球产业洗牌所带来产业发展机遇，有可能从根本提升上海的产业能级。值得留意的是，本轮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正在掀起一轮新技术革命浪潮，以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业为方向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也将加速，这对上海先进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抢占产业链条的高端环节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以“聪明地球”为引领的新一轮全球智能化将促进全球智能产业的扩张，这对于上海的电子信息与信息服务产业是一个利好消息，有助于加快推动上海产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

　　但必须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一挥而就之事，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题目还将不断显现。比如，按照目前的理解，上海城市发展需要经历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发展目标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转向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全面发展的转变;二是发展要素将从土地和资本等传统要素拉动转向创新、创意等现代要素拉动的转变。但这两大转变并不能在“十二五”这短短五年里全面完成。由于前期促进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在弱化，而新的动力还没有真正形成。比如，前期依靠产业投资和外资增长的动力日益受到土地、资源和环境的限制，而创新能力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尚未发展成为主导动力;前期依靠对外出口增长的动力在危机后逐步萎缩，而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动力还受到劳动者报酬率过低的严重制约，内需动力尚在孕育之中;前期依靠传统产业(如钢铁、石化、汽车等)增长的动力严重遭受产能过剩的约束，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还大都还比较弱小，尚需进一步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