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中心经济工作会议夸大，要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扩大内需对于中国保持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问可知。但是，扩大内需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棘手的困难，在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应该如何着手以有效解决这一困难呢?日前，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2010年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论坛———经济转型阶段的扩大内需”研讨会。来自首都经济学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上，与会代表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扩大内需题目进行了热烈、深进的探讨。

　　扩大内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

　　“最大的内需在哪里?我觉得是城镇化。”民建中心副主席辜胜阻如此以为，“美国有人写了一本书《谁来拯救美国?》，答案是9亿中国农民。9亿中国农民有巨大的潜伏需求，但是没有现实的需求。城镇化应该是最大的中国内需，对中国转型来讲非常重要。”他分析道，往年年底的中心经济工作会议说是要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马上将有一系列的举措，表明农民工的市民化。现在有约1.5亿的农民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大概3亿人;假如他们都市民化，简单低水平住房这一项就最少有20万亿元的内需。所以，现在有些房地产商已经看上了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县城。很多农民工在北京赚钱以后，在老家县城买一套房，马上就成为中小城市的市民。所以，放开中小城市这样一种政策，对于人口的公道活动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能够创造巨大的潜伏内需。当前，要捉住金融危机以后大量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历史机遇，实现劳动力的公道活动，让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实现安居和创业的梦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经营治理研究室主任张承耀则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突破口———大力发展轨道交通。“中国衣和食都解决了，但住和行没有解决。住的本质是行，行解决好了有助于住的题目的解决。”他举例说，“伦敦、巴黎人民都住在郊区，开着小汽车，到郊区接合部乘地铁上班干活。现在北京的天通苑有这样的试点，有那么点意思。但困难在于，城区的地铁没有形成网络。”他以为，应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这会解决城市高房价的题目，有助于消灭城乡差别，从而能够为扩内需提供保障。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以为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人们头痛和抱怨的现实题目，比如说要推动校车和地铁大发展，以优化城市交通。

　　扩大内需要依靠分配制度改革

　　“内需拉动要依靠什么?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四个环节来看，每一个环节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假如做好的话都能成为拉动内需的一个环节，我们需要找出其中的主要环节。”中心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治理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如是说。从这四个环节来看，他以为现在增加供给不是核心环节，由于现在是产能过剩;改善流通不是主要环节，由于现在最大的题目不是流通渠道不通畅;刺激消费更不是当前拉动内需的主要环节，由于现在的主要题目不是人民缺少消费欲看，而是有消费欲看的大多数人没有必要的消费能力;最后一项就是分配，他以为当前拉动内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这是现在必须作为重点考虑的。分配制度本身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他以为，初次分配非常重要，中国工资水平从长远来看必须大幅度进步，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短期内假如大幅度进步工资水平，势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还必须得有一个过渡，所以就目前来说，应该主要的是解决二次分配题目。对于二次分配题目，他以为不宜于仅仅理解为解决极少数特困人群的需求题目。他说：“我讲一个数字，2007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总收进是9万亿元，而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进仅仅是10万亿元，基本上是1∶1。只要看一下这个数字就可以知道，二次分配必然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拉动内需题目上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短期内拉动内需靠二次分配改革，真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