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出席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各界领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全球经济远景。他们普遍以为，衰退尚未被击退，未来有可能出现新一轮衰退，至少不会出现强劲复苏。这些观点并非仅仅由于今冬北半球罕见的严冷天气，有很多证据支持这类判定。

　　中国事这幅暗淡图景中少有的几个亮点之一。在成功保住了8%的增长之后，宏观调控的最大挑战，曾被以为是保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平衡。然而，这两个政策目标间并不存在严重冲突。往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升至两位数，而12月的物价也出现跳升。未来一两个季度，可能继续显示经济的强劲增长和物价较为明显的回升。这种趋势表明，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点，正在向局部过热一端倾斜，这在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已表露无遗，而政府推动投资的激情依然高涨。值得留意的是，这些过剩的产能，主要不是经济下滑造成的既有产能的开工不足，而是在这一轮大规模投资计划实施中最新形成的。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最新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夸大，资金快速流进新兴市场或引发资产价格过热风险，对此，决策者不能轻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年多来的大规模刺激放松政策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产生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货币信贷环境以及项目审批过于宽松，这样的政策导向不利于资源向有竞争力的领域配置，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也是不必要的。经济运行的正常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常化。这意味着一年多来可以用过于宽松来定义的宏观政策需要进进退出周期。鉴于中国经济周期领先西方各主要经济体，政策退出也就应该走在前面。实际上，不少国家早已陆续在试着政策退出了。

　　综合来看，现在政策面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应对后危机。这具体体现在，如何限制大规模刺激计划负面效应的继续扩大，这需要有某些政策的陆续退出，还至少需要对传统的经济模式作出局部改善。

　　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出台一些趋于收紧的政策，预计政策退出策略将具有提前的或渐进式的特征。实在，政策面在往年8月就提出了货币政策要动态优化的主张，当然直到最近一个月才开始真正体现到政策步骤上。目前中国政府正从四个方面逐步退出宽松政策：一是通过多种手段控制信贷增速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贷增速;二是抑制房地产领域的过热和过度投机;三是加大股市扩容，控制股市膨胀;四是加强与公众沟通，治理好通胀预期。显然，这些政策的微调和动态优化，需要在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尚未启动退出进程的背景下完成。前些天，美联储和欧央行均决定保持零利率水平，所谓数目型货币政策工具规模也未见缩小。而国际宏观经济周期以及由此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周期的不协调，会大大增加中国处置后危机时期事务的政策难度。

　　当前，我们主要依靠行政性和数目型政策工具来完成率先退出的任务。这些政策工具一方面有着吹糠见米的效果，也是政策面驾轻就熟的措施;另一方面，行政性和数目型政策工具也能将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失调效应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很久以来，众多学者对率先启动加息总是持排斥态度，以为这会加剧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加剧国内资本市场泡沫化的压力。尽管这一论点缺乏严格的数据支持，但从之者甚众。此外，在敏感的人民币汇率题目上，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次的达沃斯论坛上，我们势必还将听到欧美方面更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然而，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参差不齐，使得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主要依靠着投资，而在出口未能确定取得平稳较快增长之前，人民币重新启动新一轮升值的意愿就不会强烈。2007年“汇改”的重要背景，是中国出口规模空前膨胀，以至于甚至都感觉到多少20%左右的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影响。而当前这个背景已不复存在。

　　现在的题目在于，这些价格性工具一旦被锁定，很多结构调整的难度将有所增大。当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获得贷款就即是获得一笔补贴，这反而会增加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难度。我们看到，在浙江等地形成的带有市场利率特征的民间借贷利率，总是处在相对较高水平上，借贷对象主要就是民营企业。从维持外向型增长模式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必要的，但这又有可能使得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还会在危机前的程度上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