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要做到“保增长”和“调结构”兼顾，就必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切换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为经济尽快结束底部盘整、走上新一轮又好又快的上升通道提供制度保障。

　　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可能陷进较长时期的衰退之中，经济格式和增长模式都将出现重新调整。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保增长”和“调结构”，一个不能少。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以为，今后要重点实施和深化以下四大改革。

　　加速城市公共事业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

　　首先是加速城市公共事业改革，缓解现有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发展的瓶颈约束，进步人口承载能力。我国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与城镇化水平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所谓的“城市公用事业”是指那些为公众提供普遍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供水、供气、供热、绿化、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具有公益性、外部性、地域垄断性、网络垄断性四大基本特征。

　　公用事业改革是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热门，被称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全面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势在必行，并以此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机制的转换，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促进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要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统筹城乡，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相对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我国城镇化发展程度明显滞后。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也说明积极实施城镇化尤其是多层次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外延式发展的空间不大，未来吸纳新增城市人口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其中有两个重点：

　　一是适应省直接治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做强做大县级城市，并优先将农村人口转移压力巨大的农业大县纳进政府鼓励发展范围，增加中心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促进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加快县域城镇化发展步伐，推进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升级，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和活力。二是通过“撤村并镇，集中居住”，发展小城镇，实现农民就地转移。

　　中小城市尤其是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壮大的新气力是来自农村人口转移，因而需要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限制，加快建立城乡居民地位同等的经济社会制度，重点是逐步建立城乡同一的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人口公道活动，重点是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社会环境

　　首先是当前我国已处于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客观上要求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极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发展型消费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依靠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由于社会公共保障体系职能缺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四大本该由政府来提供尽大部分保障的服务领域，现在却成为严重抑制居民即期消费的“四大取款机”。 正由于如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成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而且有利于改善民生，有效地缓解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