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两会”都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从温家宝总理日前同网友在线交流的丰富内容来看，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总理，其面对的棘手执政困难，显然不比美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少。对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既有权利与福利水平的稳步提升题目;而对于综合福利指数尚在低位徘徊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既自豪于国家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在国际政经舞台上日益自信的表现，也更关心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能否随着国力和财力的增强而同步进步。当下，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业和收进差距题目，还是民怨日益集中的高房价题目，都不是单单通过启动个别领域的改革就能破解的，而是聚积了诸多深层矛盾以及复杂利益的高难度命题。以亿万民众高度关注的高房价题目来看，其显性的原因在于供求关系紧张、投机炒作、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进一步的原因是定价机制扭曲;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经济未能战略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靠。因此，高房价的治本之策，既需要中心政府下定决心彻底整顿市场秩序，规制地方政府行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也需要通过相关改革破除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事实上的“串谋”;还离不开整个经济的战略转型，逐步降低房地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另一方面，过往三十年里，政府承担的大部分职能是经济建设。应当说，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近期国际上热炒的所谓“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中国有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的经济发展路径内在机理的探索。如今，西方正在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的日趋强大，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水平也从过往的不太在意转为格外关注。不过，尽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题目是：如何在国家财力可以支撑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进步，以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过往，为了做大财富蛋糕，广大百姓可以配合“全民补贴生产”的特定时期制度安排，但当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假如依然维持低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制止收进分配格式的不公平倾斜，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终极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式，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尊敬。

　　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战略转型以及民意对执政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各级各地政府需要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把提升民生福祉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推进政府行政治理体制的改革，以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要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与建立配套的执行体制，破解中心和地方的非合作博弈，终极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6次较大的行政治理体制改革，核心环节是以机构和机构体系为对象的“政府精简”，力求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架构。公允地说，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无论如何，现在政府的行为边界更明晰了，治理与监视职能也空前进步。但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遗产依然存在，各级政府依然把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依然是地方政府施政的重要指标。尽管各地政府也明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亟须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但在普遍受益于要素市场价格的人为扭曲的惯性作用下，一般不会主动放弃对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控制权。由此，市场主体长期期待的要素市场价格一直难获重要进展。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化步伐缓慢。尽管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本钱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使得国有企业在基于现有体制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